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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组部、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评选活动中,钟南山当选。其中对钟南山有这样的评语:在抗击非典战斗中,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主动请缨收治危重病人,全力以赴地精心制定医疗方案,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显示出了科学家治学严谨的作风与高度的责任感。在关系抗击非典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他能置自身荣辱得失于度外,力排众议,坚守科学家的良知……

谁能掂起这评语之下千钧的重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顶着何等沉重的压力,忍受着多少不被理解的委屈。

2003年当中国被世卫组织列为疫区,为旅行的限制地,几乎所有的旅游活动、商务活动和政务活动受限。那一年在广州举办的一年一度春季进出口中国商品交易会,虽然照常进行,但是人气冷落,透着压抑。

北京、上海,全国其他地区,由于惧怕感染,纷纷在县与县、村与村之间封路,如同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不见物流和人流,经济的流动,生活的运转何堪?社会稳定已是迫在眉睫。

一声咳嗽,四座不安。在广州出现这种笑话,一个员工早晨给老板打个电话,报告自己好像有点发烧,老板即刻被吓得要死,马上批准员工一个星期的假。当时有人一发烧,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医院,社会为此承受了重大的资源浪费。

2003年5月初,北京往常上午9点左右的长安街从来都是车阵云集,川流不息。这一天,钟南山肩负着沉重的使命,他要说服各界,说出在一线SARS疫情控制的真实情况,以便尽快遏止错误的决定。当他途经长安街,复兴门、西单、新华门,5分钟、10分钟,50米甚至500米,竟然只有一两辆机动车飞驰而过,他顺手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一历史的镜头。

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恐慌的状况下,确实需要中央的权威声音出来压惊、稳定,但是当时这个权威的声音,说要采取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是无效的治疗,跟实际情况恰恰是不符的。

5月初的北京,正被SARS魔疫包围着,当听说非典的病源是衣原体,可以用抗生素治疗、“并不可怕”,老百姓得知中央已经有办法的时候,各阶层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缓解了一段时间以来绷得太紧的神经。

北京一度冷落的大小餐馆,又开始有了客源;商场里、集贸市场中,本来已经冷落不堪的公共场所,如电影院,又开始聚集人流。特别是国内和国际航班的售票,又开始恢复了些许的忙碌,人们试探着开始如常的生活。

这就意味着,要孕育更大的恐慌,老百姓一旦恢复各种活动,放松警惕,岂不是会出现更多感染?

在这时,中国医学界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学术之争。非典的病原到底是衣原体,抑或是冠状病毒的争论,终于落下了帷幕……

如果该病的病源确是衣原体的话,患者只需服用红霉素等已有的普通药物即可产生效果。衣原体肺炎一般呈散发性,即零零星星地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大,衣原体肺炎的死亡率也不高。

这场学术之争都经历了怎样的论证过程,钟南山究竟经历了如何的“力排众议”,那一切,都凝结在了2003年4月——令全国瞩目的央视《面对面》节目的播出中。这一节目,对于不能不说的衣原体,钟南山与王志所展开的对话,揭开了一切,也记录了非常时期的历史瞬间。

王志问钟南山:2月中旬有关方面宣布这个病的病原有可能是衣原体的时候,你为何站起来表示反对?

钟南山的回答是用事实向全国人民讲出了缘由:一开始宣布衣原体的时候,他不是说有可能是衣原体,而是很明确地说,现在已经明确非典型肺炎基本诊断为衣原体的病因,而且治疗采用抗衣原体的药物,有足够的疗程比如说两周就可以解决问题。“我想,这个看法是不是缺乏调查研究,有没有认真地从临床的角度来认识?从我们临床感觉有两个大的不同,很难用衣原体的肺炎来解释,第一个就是衣原体的肺炎很少发病这么严重,第二个我们采取了足够剂量的治疗衣原体的药物,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当时我考虑,除非这个衣原体是一种特殊的变种,否则的话是很难用衣原体来解释的。”

王志接下来的这句,可谓“蛇打七寸”:在当时来说,衣原体是一个很权威的声音。

钟南山的回答脱口而出:学术上的声音就是真理,就是事实,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学术的事实跟权威的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当然首先尊重事实,而不是尊重权威。

王志紧接着继续追问的效果,更让全国亿万观众目睹了钟南山的风骨:但是从人际关系来说,作为从其他方面的考虑来说,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我行我素。

钟南山此时的回答同样敏捷而不假思索:我完全可以,但这不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是救命的问题。假如我们采取错误的治疗方法,我们死的人会更多,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看到的事实、我们总结的经验,来进行治疗。

究竟还会出现多少病人,究竟疫情会到何时,还将有多大的风险需要承当。

一切,谁能预测得出,答案在哪里?

时值非典过去六年,仍然有人对钟南山当初那声大胆的吆喝:“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心存疑问,他干吗揽这么大的差事?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2003年3月初,非典最严酷的时段,也是人心最为岑寂、孤独的日子。

不知去路有多远,不知归路为何时。

广州六家专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负,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倒下去了。

对于大多数医务人员来说,治疗和控制的办法,都是临阵磨枪。

据有关资料记载:3月17日,广东全省累计报告病例在这一天首次突破1000例。

呼研所作为一个坚固的阵地,愈显得倔强峥嵘,勇敢的全体医务人员临危不惧。

重新回到一线的吴华,已经上班一段时间了。呼研所病倒的医务人员,在经受痛苦的闯关。仍然有人在病倒。

非典期间,呼研所共有14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击中。

钟南山在此时,在广东抗击非典一线告急、人员紧缺的危急关头,说过一句话:“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像攻城的大炮,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开辟了通路。

这句事后被无数家媒体,尤其是主流、权威媒体复制的豪言壮语,显示了深厚的社会根基。

英雄主义,无论任何时代,战争或者和平时期,都是贮藏在人们心灵的火种,即使平庸的人,它仍然会潜在其心灵的最底层,它会敏感于光明的召唤。

真实在表面,也在最深处。

在当时那般危急的情形之下,钟南山,谈何标榜自己,只为铁肩以担。

他说出了一句冒险的话,其冒险的程度,又如何测量得出?

钟南山为什么非要如此挺身而出?毫无疑问,吴华主任最清楚底细。

她爽快地回答说:“是啊,我当然清楚——责任心嘛。”

责任心让钟南山与他的呼研所挺身而出!

呼研所,挺立的呼研所,服从命令、顽强的呼研所!

全体人员尊重钟南山,但却不是苟同于他。科学、民主、融洽的气氛,充盈着这个集体。

当呼研所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所长向上级主动请缨:“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大家就清楚了,“我”,就是呼研所,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自从广州各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就有重病人不时转到这里。但是,转来的病人常常是生命已经到了底线,到了一息尚存的地步。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在适当的时间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钟南山的叮嘱被大家一一记牢。

“中山二院过来的病人,病情挺重的,终于醒了;中山三院过来的那个病人,病情也挺重的,都是从大院过来的,都那么重。”吴华回忆着。病人眼看着越来越多,而转过来的病人都是这么重,面对着命悬一线的病人,“回天乏术呀!”吴华这样描述。

当把重病人抬过来的时候,他们的手硬邦邦的,神志不清,脑神经也出现了问题,一下子也无从判断他们是否被真菌侵犯了大脑,或者是不是由非典引起了脑部的病变。

必须赶快给这样的重病人脱去身上的衣服,但是衣服已经脱不下来了,病人的四肢都不能打弯儿了,最后他们只好把病人的衣服剪掉。

“不能到这个地步才送过来!不能前脚送进来,后脚就被抬了出去……”

钟南山的提议被上级采纳之后,马上就有病情不是极重的病人被送进呼研所来了。

“我这里是广东呼吸病专科研究所,不送这儿来送哪儿去?我应该承担,我应该负责。”这就是钟南山唯一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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