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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SARS在2003年4月至5月逐步蔓延到国内其他地方,由于对皮质激素的使用指征(什么病人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大的量)把握得不太好,而且当时广东的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广东的专家和专业人员一时还难以抽调到外地交流,所以在一些地方,皮质激素在病人身上的用量有的超出了常规剂量的五至十倍。

皮质激素之殇——股骨头坏死病人的一把双刃剑:他们保住了性命,却沦为残疾。轮椅,将承载他们一生的痛。

所谓无奈,有时就是要面对残酷的选择。但是这种残酷,本身可以降到最低。

吴华说:“钟所长一直这样问我:‘你吃了多少激素啊?’他是关心我,其实他心里一直都有个数。他只是需要随时观察和总结,因为有那么多病人在使用呢。”吴华对自己的老领导老搭档钟南山在非典时期的印象,终生也不能忘怀。

压力,把钟南山置于极限之地,为了战胜非典,他必须从那里带着曙光反身。

人们信任他,依赖他。他需要把能量发挥到极致,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我有时候去办公室找他,见他叉着两个手,就是这样的——”吴华的模仿形神兼备:他两手 腰,不是将军行伍的那种感觉,而是微微地弓着身子,整个人,周身的血液和神经,都凝聚于思维最深处的声音——那深邃缜密的难题密码。他有时摘下眼镜,拇指和食指掐住眉心,这是他思考问题时最常出现的习惯性动作。

吴华说:“几次看见他都是这样沉默不语,就知道他在那里想问题想得出神。”她回忆当时钟南山默默沉思的程度,“你叫他,他有时候都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有人在叫他。”

他让病人屏住呼吸;他不戴口罩,便于示范病人张大嘴巴。

他如此冒险去查看,得到的是令世界医学界为之震惊的结论:

非典病人并没有咽喉部的症状。

这个发现,向世界发出了证明……

钟南山在没有确定非典的病原体为冠状病毒之前,最初对非典病人进行诊断检查时,没有戴口罩检查每一个病人的口腔,却也没有被传染上非典,这是一个不解之谜。这个疑问一直被很多人认为匪夷所思。 所以钟南山这句“我查看过每一个病人的口腔”,后来被很多人流传。

有多位经历过非典的专家认为,当通过飞沫传染的非典带菌病人,张开口腔与你近距离接触时,传染的危险,几乎是十有八九,如果病人面对面冲你咳嗽几声,你恐怕就在劫难逃。

钟南山当时查看的病人都是带菌、带病的,他一开始就是这样没戴口罩查看病人的,到后来,才越来越谨慎了。

医务人员一开始都没有什么防护,因为没有想到病毒会这么严重,从未经历过,所以缺乏足够的警惕。有很多病人在咳嗽。钟南山当时从最初两三周对病人感染的观察,发现这些病人的特点,一个是他们工作或生活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另外,实际上他们是被咳嗽的飞沫感染的。

他这样解说自己为什么没有被感染:“一般我检查的时候,会告诉病人:你忍一忍,不要咳嗽。所以我并没有因为给病人检查而受到感染。”

钟南山的声音不高,每个字却清晰在耳:“如果把这个过程全部解释为不怕死,或者是解释为不怕被感染,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的。”

除了不要病人咳嗽之外,他在查看病人口腔的时候,自己也是张着嘴巴,示范病人“啊——”一声,所以病人的呼吸会免不了直接呼到他脸上。

他说:“噢,那我只能解释为自己的体质好,抗病能力强。另外就是长期接触病人,所以有了抗体。”他哈哈地笑了。

最初,钟南山的确对这突如其来的病毒强悍的传染性没有足够的预想。

他的部下这样介绍:没有及时戴上口罩这种从容和淡定的做法,也使他自己无形中对非典病毒的传染性做了一次测量。艺高人大胆,他是如此深入到最实际最直接的现状中,去获取宝贵的一手资料。

他说他之所以后来才戴口罩,是有很多想法的,不完全是不太害怕被传染,“我觉得自己应该带头负责啊。”

直到现在,非典过去的六年之后,仍然不乏有人对钟南山当初那声大胆的吆喝:“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心存疑问——他干吗揽这么大的差事?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后来我让所有的重病人都转到我这里来,还是经过了一段实践以后才有信心的,要是我完全没有依据,没有任何把握,我是根本不会这样做的。”

这种信心,就来自于对每一个携带非典病毒病人的检查。

“作为一个临床大夫,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个病情是需要自己总结的,是一线上的最真实的情况。”他说。

2009年1月16日,他语速匆匆地说着。与人面对面近距离讲话时,钟南山习惯于用喉部发音,这样对他保持精力很有效。

他反复强调,他就是想说清楚一个问题,非典是一个很特殊的感染,而不是一个普通的肺部感染,它需要医学界有很多直观的、感性的认识,然后逐渐形成一个概念、一个结论。最简单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般肺炎或者是感染常常都是先有红肿或者是先有咽喉的症状,但是我观察的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是有红肿的,一个都没有,就是说没有咽喉部充血的一般性症状。但是你要想证实这个观点必须观察很多病人,每个病人你都要去看,所以当时所有的病人,凡是确诊和不确诊的,我都去看,确诊了以后,得出一个非常新奇的概念,就是这种病人的特点为咽喉部没有症状。”

他提出了这些病人的特点:咽喉部没有症状。除此之外,非典病人的临床特点和一般肺炎病人的不一样,还在于他们发烧,白血球低,然后是肺炎,却没有锣音,跟一般肺部炎症常常出现锣音的情况并不相同,而且,他们最突出的特征是呼吸困难。对于非常深奥的专业问题,钟南山表述得简洁明了。

所以,当2003年5月18日,在一年一度的全美胸肺科学大会上,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数千名权威和学者,钟南山作报告讲述发生在中国的非典——SARS的特殊性时,他描述了此番的真实所见,使世界为之一震。在这个大会上,来自美国的临床医生,听得特别认真。

钟南山坚持认为,对待非典病人要从最简单的病情入手,从最直接接触的情况做起,而不要先去跟病人说:去做一个PCR,做一个血的检测。

“这个发现”——他指的是深入一线,“是实践,是真实,需要时间,但是可靠,有说服力。”

他没有顾忌“反对”的风险,没有顾忌名声的代价,毅然决然提出相反的意见。他顶着莫大的压力与委屈,挺直了科学家的脊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由衷地为这句话叫好。至2008年,它整整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坎坷!而2003年,共和国亲历了一场活生生的历史检验!

对于SRAS,是衣原体还是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一场学术领域的争论之下,是千百个病患的生命何去何从,是一场浩大空前的疫情如何战胜。

钟南山的发现——病人的咽部没有流感症状,使这场争论,形成了交锋。

广东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们,始终不渝地在进行关于非典病毒的研究。2003年4月11日下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拟在次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非典的病源——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已被找到。

4月12日,广东媒体在重要位置刊登消息,首次公布在广东的SARS患者身上找到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结果。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SARS的病原体。因为把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冠状病毒接种到猩猩身上,猩猩发生了和人一样的非典型肺炎。建立了动物模型是证实病原体的“金标准”,就像癌症确诊的金标准是病理切片的报告结果一样。这是全球发生SARS疫情以来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阶段性成果。

当时,呼研所分离到冠状病毒的报告比较早就已经层层上交,但是,最后还是由国内某些研究机构对此做了抢先发布。对钟南山来说,本应属于广州的科研成果旁落了,但他并没有抱怨。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广州在防治非典的斗争中打了一场胜仗。

因为用抗生素的治疗方案已经是呼研所实践过的,没有用的。按这个方法去治疗,很多病人都要死的。

无从让步,这是生与死的问题。

钟南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不禁心急如焚!

钟南山能够坚持己见,是因为他对自己坚持的东西实践过,他在用实践后的事实说话。

按国家已经公布的方案去治疗,即使错了,谁也不用背负责任。反正全国统一执行,这是国家的权威机构发布的啊。这样报道出来了,全国就这样去做,不用再去探索了,将来出现什么问题,不用任何一个专家来承担责任,当然也不用他钟南山来承担,因为错也错在国家。

钟南山恰恰没有这样明哲保身。

但是,反过来说,他自己坚持的万一错了呢?他不是就把自己所有的声誉都搭进去了吗?“人家就会说,国家的声音、权威的CDC都是这样定的,你钟南山为什么不按规定去做?你看你现在才知道错了,你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是要承担罪责的,是道义和良知的谴责。钟南山一连几天沉默寡言。

由于他在不同场合表白自己严重的担忧,表明自己坚持不用抗生素的观点,使本来就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远离了他这门大炮;认为中央电视台代表中央的声音,不能“违抗”的人,更是对他退避三舍。他深深感觉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此时此刻,他惊讶。几十年来,他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始终坚信不移,但是对党忠诚岂能是盲从?

在沉重的挑战面前,他没有回避和退让,他没有选择推卸自己的责任,他选择了最艰难的办法,把压力扛在了自己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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