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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纷纷表演他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节目进行到接近尾声时,钟南山出场了,他用中英两种语言演唱了奥地利民歌《雪绒花》:

雪绒花,雪绒花,

每天清晨迎接我。

小而白,纯又美,

总很高兴遇见我。

雪似的花朵深情开放,

愿永远鲜艳芬芳。

雪绒花,雪绒花,

为我祖国祝福吧!

……

他的演唱不无深情,磁性的声音回荡在大厅,全场一片肃然,在场的医务人员听到极富象征意味的“洁白的雪绒花”更是面含感动和喜悦。

还有两位特殊演员,一位是钟南山的女婿,美国人费利伦;另一位是他12岁的孙子钟嘉斌。费利伦和呼研所的医务人员一起表演了令全场欢声雷动的双簧。

钟嘉斌身穿红色学生装,他的相貌和爷爷钟南山少年时的模样很相像,虽然年幼,但却有文静且儒雅的气息。他为大家表演了横笛独奏,流畅的演奏,悠扬浪漫的曲调感染了全场观众。在掌声中他走回座位。钟家的家眷包括钟南山的女儿钟惟月、女婿费利伦和亲家母都围坐在同一桌上,这一桌离舞台稍远一些。桌上摆放的是地道的广东菜肴。

待钟嘉斌回到桌旁坐下,钟南山的夫人李少芬从座位上回过身来,向钟嘉斌这一桌打量了一下,然后徐徐地站起身,静静地缓步朝这边走过来。

这是一位气质非凡、娴静、高贵、富态且面容和善的老人。这位曾经叱咤体坛的篮球国手,如今虽已是年逾70的高龄,但一米七以上的身材,仍然显得挺拔;从她的脸上,仍能想象得出,年轻时她曾貌美如花。

她被大家尊称为李姨。

2003年1月29日,钟南山带着病走进家门,李姨最直接的反应不是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她对钟南山又怜又惜又疼,但是,却不敢对钟南山多说半句,怕增加他的精神负担。伴着他这样一个工作不要命,基本上陪不了她的“机器”人,她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自己把心放平,静静地替他担忧。

每当丈夫从单位,从千里之外的任何地方匆匆地回来,即使劳累得对她一时少言寡语,她也特别满足和开心。因为她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能够落下来放平一会儿。钟南山说一句“累死了”,就让她没有了任何怨艾。因为她知道他累,真的很累。

丈夫最关心她的是有关她体检和复诊的诊断结果:一份定期的健康状况报告单。钟南山看一下诊断结果用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很,但是,却让李少芬感到很幸福。因为已经是如此年龄的丈夫,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工作多么繁重,心里都牵挂着她这份体检报告单啊。

他们的幸福是默契的结果。

早些年,因为钟南山整天没日没夜地忙工作,当院长、出门诊,身为院士还顶着一堆不得不承当的头衔儿,李少芬曾无奈地暴发过,他们不止一次发生争吵。钟南山一时火大,但一转脸又马上安抚委屈的李少芬,他对爱妻好话说尽,最后李少芬还得顺着他的意。

多少歉疚在心头啊。钟南山对普通的患者都能一视同仁,将心比心,何尝不心疼为自己操劳了一辈子的爱妻啊!

跟钟南山过了大半辈子的李少芬,年轻时耳濡目染粗通医学。运动员出身的她,性格比较泼辣,凡事敢作敢为。但她也有温文尔雅的特质,尤其当钟南山此次病倒,她急在心里,脸上总是带着平和的微笑。

在“文革”期间,李少芬的家,也曾遭受冲击。她由养母带大,亲生母亲则在上海。抗战时期,她家有六个兄弟姐妹,还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姐姐,一个不幸夭折,她是最小的,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养母,养母一直没有结婚,和另外一个亲属——两个老姑婆相互陪伴了一生。李少芬小时候爱弹琴、爱打球,她在15岁时,被中央体育学院选中,录取去国家队。当时她养母想了半天,本来是不想让她去的,后来又想通了,因为不去也许就没有什么前途了,所以索性就让她去了。

李少芬是一个不见记者的人。当年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过她们这些国手,难道就因为如此,所以她不把现在的任何记者放在眼里?不是的,她不愿意因为丈夫的原因接受采访。总之除了温暖的生活,稍有浮华不实之嫌的“热闹”,都不属于她的兴趣,不是她的快乐。

更何况有过让她觉得是夸大其词甚至颠倒黑白的记者。“文革”时,有一些东西被混淆是非,给过她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她被遣送到乡下去劳动,连会议报告都不允许她听。

她是一个对功名利禄不闻不看、态度温和的老人。钟南山得了奖,她会为他高兴、会祝贺,因为他太辛苦了,但她绝不会喜出望外。她从来不会过问与奖金有关的事情,尽管她曾经和丈夫一起度过艰难的年代。这么多年来,钟南山从来没有领过一次奖金,所以李少芬不会指望丈夫的任何奖金。同时她也知道奖金是直接用于科研及人才培养。她的高贵是历练的结果,抑或与生俱来。

在钟南山以疑似非典病人的身份回家时,李姨没有把他当作一个传染病人而嫌弃或者躲避他。钟南山有博大的心,很多事情时常被忽略不计,但是这八天妻子所做的一切留在他心里,在他的记忆里是那么细致、清晰。她悉心地安排丈夫在家养病的生活,把他的一切安排得是那般妥贴。

钟南山说:“我回家以后她要我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然后叫我去洗澡。以后就没有让我出去了,也不让别人来看我,除了一些领导,还有护士,护士每天来是给我打针的。所有电话她不让我接,包括当时有一个书记问我去哪里了,她说我出差了。她还做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给我吃,反正当时给我一个印象,最困难的时候是她给予我最真心真意的照顾。”

五天以后钟南山复查的结果,让李少芬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但见到钟南山当时很虚弱,手里拿着东西都会不自觉地掉到地上,她就让钟南山又休息了三天。之后,她很不情愿地同意了他去上班。

李少芬会做一手好菜,以前她让保姆学着做,但是自从2003年钟南山心脏出了点问题之后,她就经常亲自动手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钟南山常规体检时,血脂和胆固醇都偏高,那个时候他没有在意。这件事让李少芬后悔不已。她觉得这导致钟南山后来出现心脏局部问题。

长年不堪重负的工作,非典之后超负荷的运转,让钟南山停不下来,尽情地工作,但是他的心脏没能躲过劫难。

2003年非典之后钟南山心脏出事是一个教训,虽然不是致命的打击,但从那个时候起,老夫妻俩就开始注意了。

在一些地方股骨头坏死的非典病人中,有些人提起钟南山就没好气,是他主张使用皮质激素!

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骂对了没有?

……

“你认识钟南山?那好,你问问他,非典是他说的非用激素不可,这么多人都股骨头坏死了,他倒成了英雄,他忍心吗?”

说这话的是北京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她的同事因为参加非典病人的抢救,被重度感染,所以用了大剂量的皮质激素,后来股骨头坏死,从此开始了轮椅生涯。

激素是有副作用的,为什么要用激素?不管它是常识,还是在喉的骨鲠,缘由必须是清楚的,因为那是一份对于良知与公正的交代。

皮质激素的使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致那么多人股骨头坏死?

没错,当大剂量高倍数的抗生素在临床上被宣布无效,钟南山和广东省所有的专家,就开始面对空前的难题。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肺炎,不是一般的感染,疫情带来的病例每天都在攀升,的确是钟南山和意见一致的专家在这时提出必须用皮质激素,控制病情,保护病人。

激素所起的作用是减轻肺损伤,由于非典造成的损伤首先是一个异常的肺部免疫炎症过程,使用激素治疗是为了减轻这种免疫炎症,减少肺损伤。但过量的皮质激素使用容易引起继发感染和骨代谢损害,所以使用它要讲究技巧。换而言之,使用皮质激素,要选择合适病人、合适时间、合适剂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非典时期,很多病人一经发现,已经处于危重状态:肺组织变硬,不能自主呼吸,需要医生立即为病人通气,但是用于通气的仪器管下到肺部,一是变硬的肺已经难以通开,二是容易因通气造成肺部的损伤。但使用激素之后,病人肺部发硬的状况就一下子降了下来,之后通过免疫调节的过程和辅助的治疗措施,让病人逐渐恢复健康。

广东省是最早发现非典病情的,所以临床治疗中最早使用皮质激素。广东人可谓身先士卒,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后征服SARS——非典铺了路。尽管当时有一段时间对使用抗生素还是使用皮质激素争论比较激烈,但广东的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实践中还是坚持使用了皮质激素。

广东使用皮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被救治的病人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病人,仅为,在世界上是最低的……

按理说,北京市卫生局于2003年新年刚过,即2月8日就到了广东省卫生厅不耻下问,积极取经。那时风声多紧,多悬哪,人心惶惶啊!他们是冒着一路被传染的危险赶过来的,可是到头来,北京还是有那么多人最后股骨头坏死了,这是为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吴华副主任医师被非典病人感染,和她一起病倒的,还有一名非常有才干的男医生。

吴华是呼研所的老大姐,从非典发生以来,就连日不离岗位,抢救病人,指导护理。她是钟南山的老搭档、老部下、老朋友。大病初愈的钟南山看到战役伊始连伤两员大将,心中又痛又急,眼泪不知不觉流出了眼眶。这是他一手缔造的呼研所,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更严峻的问题是,这场战役到底要打多大,打多久?

早在2002年12月的时候,吴华就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有这么多病人呢?而且得的是同一种病。那时她只顾忙,来不及多想。到12月20日传来发现“怪病”的消息,吴华已经首当其冲与非典病人有了近距离接触。当时还没有隔离衣,连一般的防护也没有用上,甚至根本没有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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