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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轶和郑伯健当面向会场里的领导进行了详细解释。

管轶说:“第一,我们根本还没有发现病原体;第二,就算我们发现了,也不会在香港做单方面的公布,我们绝对会遵守协议、联合公布。何况钟南山是我们非常尊敬和爱戴的老师!”

面对面的解释结束之后,钟南山又在当天下午参加了专门召开的疫情防控会议,还作了一个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学术报告。这件事就这样平息过去了。

总之,一场虚惊。

他抢救过多少病人?当他染病,回家治疗竟成为最好的选择。

让他感到辛酸的却还不是患病本身……

他心力交瘁。

67岁的钟南山,早年是运动员,之后一直没有间断过体育运动,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非典期间无论多么劳累,他和同事周末打篮球的习惯都没有中断。再忙再累,一觉醒来,就能恢复体力。

但是此时,他第一次感到异常疲惫。上海的会议是有关感染论题的,就是与目前这个特殊传染病有关的会议。他本想开完了以后,回到广州能够休息一下。但是没有想到事情发生变化,而且是一直没有合眼。他在上海时,从早上7点开始投入紧张的工作;赶回广州之后,是晚上9点;紧接着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到香港,从香港回到广州又持续工作到第二天晚上9点,整整38小时。

钟南山在去上海之前,接触非典病人已经奋战了一个多月。“这是很关键的时候,我得带头啊。”他说。

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双脚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好像灌了铅,往前走有点拖不动步子,再不是那个快步如飞的钟南山了。

艰难困苦他不怕,天大的难题压不垮他,然而此刻,疲惫不堪的他,一时间胸中仿佛塞满了莫名的委屈。“国家安危”这样的词儿,像是滚雷,轰轰地敲他的神经。

他仅仅是抱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尽快把病原体找出来,结果却被误解了……这让钟南山一时难以承受:怎么搞的?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他回到自己的家,那个至少38小时不知他下落的家,家里有常年为他忧心不已的爱人,还有他的孩子们。

他没来得及过多地去想,因为他被病魔击倒了。第二天上午他发起了高烧,接着就开始咳嗽,他马上拍了X光片,左肺出现了炎症。

当时广东及全国各大媒体,每天都在争相捕捉与疫情发展相关的信息,尤其是关于“是传染性疾病,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信息发布,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好像有关报道又低沉了下去。

据一些媒体的一线记者回忆,当时确实曾经接到过上级的命令,说对非典的报道要降温,要低调儿,有的媒体甚至被通知暂时停止对非典疫情进行报道。

不少人还记得当时有传闻,说钟南山在宣传自己,哗众取宠。

有一天下午,一直埋头忙碌于工作的钟南山,发现手机上出现一条极其特殊的短信:“钟院士,我们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尽管钟南山当时并未完全明白这条短信的全部含义,但是他的内心有无边的落寞之感,他感觉出有一些人很明显地远离了他。

2003年1月28日。钟南山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停止工作。

钟南山如果住在自己所在的医院进行治疗,是最理想的,这里是呼吸疾病治疗的权威医院,有很多他的老战友、老部下,他们都会悉心地照顾他。但是,他不想这样,在这样的时候,他不能多为自己想——尤其是他不能躺在自己的呼吸病研究所,那样的话对整个抗击非典的工作影响就太坏了,大家的士气会受挫,对病人的影响也很大,“怎么,连专家都倒下了?”病人会丧失战胜病魔的信心,还有,谁都会知道钟南山病了,万一他的病治疗时间长、很严重,那影响就会更坏,他怕传到社会上去,影响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

“应该尽量找个僻静的地方。”

钟南山的思路如此明晰。

他悄悄地说服了知情的战友和部下,商量了一个结果:住到其他医院去。

很快,钟南山被安排到了一家医院的干部病区。

但不久,钟南山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到因为这个病区马上有一位即将进行肾移植的病人,而且有一位香港的记者会在现场做报道,届时场地会紧张。 “医院都很不容易。”他替医院着想。

于是,他拨通了儿子钟惟德的电话:“惟德,爸爸要回家去养病。”

钟南山的爱人李少芬,这位国家女子篮球队昔日的队员,她的眼神明净而温暖,就像往常一样亲切地走近钟南山,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钟南山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

在钟家做家务已经十几年的保姆,这时非常紧张。平时她每天全心呵护这两位她心目中又敬又亲的人,很为两位老人的健康担忧,所以此时掩饰不住自己的情绪。钟南山一进门,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给他换了,房间的布置,是提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为了方便每天护士到家里来给钟南山打吊针。

钟南山平时的忙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除了睡眠,他一刻也不能清闲,几乎很难静下来想一下自己。

此时,他躺倒在自家的病床上,苦闷,真真切切的苦闷,如乌云翻滚,袭上心来。尽管心情不好,但是让钟南山有所欣慰的是他感觉自己的病,不太像非典,因为非典病人呼吸很困难,很多病人都是这样。而他的感觉,并不严重。

他只是感觉身体异常虚弱。在家里吊了五天针之后,他决定去复查一下。

复查之后查看胸片,他惊喜不已:肺炎的阴影没有了!五天的吊针,全部用的是普通的抗生素。钟南山心中有底了,他的病不会是非典。

因为当时,对非典病人的治疗情况已经显示出,大剂量的抗生素无济于事。事实触目惊心地摆在眼前:非典,不是普通的肺炎。它向世人狰狞地宣告:传统治疗,无效!

一场大病,使钟南山的身体虚弱不堪:“我觉得非常疲惫,就像搬一座大山。”不得已,他又在家里休养了三天,然后拖着乏力的身子,往呼研所去,因为那里是战场。他的心牵挂着他的呼研所,担忧着病人的安危,更担忧着疫情蔓延的凶猛势头,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想:怎样才能找到控制疫情的办法呢?

走进办公区的楼道,他尽量让自己显得没事,像没有“大病了一场”的感觉,他习惯性地用手向脑后梳理一下头发,尽量像平时一样步伐有力,面带笑容。知情的部下见了他,既惊又喜,他们克制着眼泪说:“所长上班来了!”八天,出现在部下面前的他,整整瘦了一圈,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领导如此憔悴,但是钟南山脸上的神情,显得很刚毅。绝大多数医务人员不知道他得了肺炎,只是知道他身体因为不太舒服,所以没有上班。

“所长来上班了!”整个呼研所医务人员的心安稳了。钟南山又开始了他繁忙的一切。

办公室的同志惊讶不已:钟南山手上拿着的东西,不知不觉地往地上掉,可他自己却没有察觉。所长的身体竟然虚弱到如此地步!这个样子,怎么能工作?何况还要进非典的病房!

钟南山低沉、和蔼却不容分说的语气是他们所熟悉的,根本没有他们劝说的余地,白大褂、口罩、帽子……他们帮助钟南山往身上穿,就像一件件、一层层穿在一副根本不用担心摇晃的铁架上。

防护服之外,钟南山和所有医生一模一样。他的战友能分辨出他,期待着他的病人,也能分辨得出。一位病人这样说过:“我知道,那是他,尽管我非常难受,意识模糊。因为我的心在他面前,踏实下来了。”

在钟南山生病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电视观众、普通百姓,那些在艰难时期习惯“听钟南山都在怎么说”的人们,突然在电视上,在其他媒体上找不到他了。北京的很多市民,每天都在关注非典疫情,关注钟南山。因为他们知道非典在广州肆虐,钟南山是广州的专家,他说的是一线的消息,是新发的病人和来自病房的事情。但是就连媒体的记者,也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天,都没看到钟南山的影子;那些能找到钟南山的人,就急切地询问他的消息。

钟南山呵呵地笑笑:“我不过有点不舒服,现在不是出来了吗?”

2003年2月11日,为了安抚民心,钟南山受命,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面对媒体讲解非典的发生和病人的发病情况。这次露面讲解,钟南山为了国家,讲出了自己必须负责任的一句话。

他以自己院士的声誉作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李少芬不见记者,不领奖金,不因丈夫的荣誉喜出望外……

她曾是著名的体坛国手,更是默默分担压力的贤妻。

2009年1月春节前夕,呼研所举办了传统的迎新年联欢会。

1月26日晚,在广州宾馆会议大厅,400多名员工到达了会场,钟南山的夫人李少芬被邀请出席,她在离舞台最近的一桌,坐在钟南山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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