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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去之后,这面墙修好了,挂上了这块匾。

这座办公楼的北窗外,是即将竣工的现代化新住院大楼。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几十年寒酸的落后环境,即将成为历史。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初创时只有钟南山和另外两位同事,隶属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它原本是一个呼吸科。

这家附属医院,在全国称得上袖珍的三甲医院,占地面积不到一万平方米,而且不是传染病的专科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这一栋楼的五、六、七、八四层,其中包括实验室、病房和办公室。一层楼的面积大概是600平方米,一共不到3000平方米。

不时见到从各办公室轻悄而匆匆出入的工作人员,与钟南山相遇,他们会彼此轻声地示意。靠近过道的尽头,有两条长长的木质板凳,它们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产物。前来办事的人,如果一时见不到工作人员,即使再劳累疲倦,只要在这板凳上稍坐一会儿,就会舒服了很多。

SARS期间,这两条板凳从没空闲过,愁苦万状的病人家属,焦灼却静静地等在这里,像等待救赎、等待天使。对于普通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这简单的长凳,寄托了多少希望!

出诊,每周一次,是钟南山必做的。

他步履矫健,常人需小跑才能跟上,除非他有意放慢速度。他朝诊室走去。乘电梯的人多,所以要比步行慢得多,他的工作人员也像他一样不乘电梯。年轻时,他上楼下楼,三步并作两步,如今还是一样。

门诊室大厅里摆满了椅子,坐满了不同科室等候看病的人。在过道和人群的夹缝中,钟南山疾走如风,人群里发出惊讶、敬佩、轻轻的声音:“钟南山”、“钟南山”,是粤语也有其他方言。

诊室里,他的学生、助手、实习医生,整齐地站立恭候着。这是一个三四十平方米大的房间,两边是问诊的格子间。桌子是普通的电脑桌,还有简易的椅子,这些都是陈旧得不能再陈旧的物品。

房间靠窗的一边,有一张检查身体用的医用床;它的对面,墙上是看X光片的灯箱。这样的诊室与医院普通医生的诊室没有两样,除了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小牌子,上面有三个字:钟南山,显示是他这位大专家在出诊。

到诊室之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这样说:“你去看看就清楚了,他的工作环境,上级领导看了都摇头。原来还不如现在,那座旧楼拆了,才搬到这个好一点的地方。”

第一位病人很快进来了,是一位50多岁的瘦弱妇女,她面色灰黄,由家人慢慢搀扶着,她来自甘肃的农村。

“您来了!来,您坐下。”

“大夫,你看,俺还能活不?”妇女的声音低低的,好像是在问别人的事,表情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哀伤,只有当她的眼神在钟南山脸上停留的那一刻,看见他满脸的笑容,她的眼神里才出现了一丝光亮。

病人很少看见钟南山是坐在椅子上等人来看病的。

病人一进门,就看见站在面前笑脸相迎的钟南山,心里那种“来看病”的沉重感好像减了一半,何况知道是面对一位满脸和气的大专家,所以心里特别踏实。

“您不要急,啊,把心先放下。”

他给她查看舌苔和嗓子,他张开嘴做示范:“啊——”病人也学着他的样子慢慢把嘴张大。

钟南山的两只手掌在焐热听诊器。“来,我给您听一听。”这时他伸出右手扶了一下面前的这位病人,病人紧张的神经马上松弛下来,她撩起自己的衣襟,让钟南山给她听诊。

钟南山的腰椎在拍片时发现向右侧倾斜了。2009年体检之后,医生把片子拿给他看。大家说,这是因为他常年向前探身扶一下病人这个动作造成的。

钟南山听了这话,手一摆,笑着边说边摇头:“哪有那么邪乎。”

病人身上的气味有些刺鼻,尽管诊室内有明显的来苏水味道。

他仔细地在给她听诊,坐在病人面前,他俯身低头,静静地,全神贯注像是在谛听一个深深的山谷。

病人得的是严重的肺病,千里迢迢慕名而来。

他搀扶着病人走到检查床前,伸手拉上了白布帘。他搀扶着她,用一只手臂托着她后颈和肩的部位,扶着她慢慢躺下。等检查完之后,他又把她慢慢扶起。

每一个病人,他都是如此。

助手开始帮助女病人去化验、拍片。钟南山告诉助手,为这位病人去办理住院的手续。

墙上的挂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一位病人从进门,到钟南山为她问诊、听诊、身体的触诊,还有分析她随身带来的X光片,整整用了55分钟的时间。

钟南山一个半天看十个左右病人,但是这十个病人,他常常是从下午2点30分看到晚上6点以后。有时多加两个号,他就要提前到下午2点上班,晚上也会更晚一些下班。

第二位病人进来了。

“呦,老张啊,您来了。好点儿了吗?”钟南山笑呵呵地招呼这位熟人。

老张60来岁,是老慢支病人,家住广州郊区,今天是按医嘱来复查的。他的脸笑成了一朵花:“钟大夫,太感谢您了,我好多了!”他两只手紧紧拉着钟南山的手,就像老朋友一样。

钟南山给老张仔细地听诊,做身体的触诊,然后又聊了15分钟。一共给老张看了半个多小时,这是一个看病时间最短的病人。

老张上次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钟南山说:“我透不过气来呀。”他整天担心儿女,担心老伴的病情,他越想心越窄:“自己要是身体再有什么不好,这个家可怎么办呀?”钟南山一边向老张询问病情,一边和他聊家常,等给老张检查完,又对他推心置腹:“老张,我比你大十多岁呀,我非常累,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把每天要做的事情都计划得很好。”

老张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自己能力有限,一天做好一件事,而且做成了,解决问题了,让别人开心了,自己就快乐了。老张临走,笑哈哈的:“哎?我怎么气不憋了?”

挂钟大夫的号,来跟钟大夫聊一会儿天,都能治病。有的病人就是这样认为的,“那叫话疗”。

助手回来了,甘肃这位女病人的检查结果全部拿回来了,钟南山又仔细查看了刚拍出的X光片。病人必须立即住院。助手说:“病房已经回话会尽快安排。”

钟南山对助手说:“辛苦你再落实一下,因为这样的答复我实在不能放心。”

来看病的,不仅有老年人、中年人,还有孩子。一对小姐弟,姐姐十岁,弟弟六岁,他们手上起了红色的斑点。他们是广东揭阳县的村民,孩子听父亲说是让大名鼎鼎的钟爷爷给看病,所以进了门就喊“钟爷爷”。六岁小男孩对钟南山一点儿也不怯生,竟然摆弄起他桌子上的东西。他的父亲马上责怪他,钟南山哈哈一笑把小男孩揽在了怀里。

对钟南山来说,事再多再忙,如果不能为病人出诊,就失去了忙的对象,那些繁忙的事,也就好像失去了意义。

看着一个个病人因为自己的医治,病情好转起来,能够转危为安,那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事。

在全国,究竟有多少病人,希望挂上钟南山的专家号?只怕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看病,在寻找他、询问他,那恐怕也是数不清。呼吸疾病研究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每天繁重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须及时拆读那些雪片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信件。

每到出诊之时,钟南山身上的手机和他的座机电话不再接通,尽管有很多事。但是他一定是在这里,在这间诊室里给病人专心地看病。除非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不能出诊,那时助手会替他提前发出通知。

电视台的采访设备,安置在了一个临时腾出的工作间。

在SARS时期,钟南山所经历的媒体追访,如同“攻势林立”的战场。在围追堵截的记者面前,他好似人人都想得到的唐僧肉,又似万金油,大家什么问题都会问到他。来自不同领域的记者提问,那些摄像机、话筒、录音笔追逐着他的行踪。在那一时期,很多媒体只要抓到了钟南山,就能提高收视率或者阅读量,至于采访的内容够不够丰富,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

当时,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无所不包的“钟南山说”,但是,只有媒体的行内人知道,很多所谓的“钟南山说”,都是记者自己设好题目,追着钟南山,让他回答的。钟南山从来没有时间去查对那么多媒体都说了什么,那是铺天盖地的报道啊。

那时的他,经过一段被记者们长枪短炮密密封锁的50米路段,要走上半个小时,都是不足为奇的。

电视台的女孩子,化妆用的粉底停在手上——面前的钟南山,可以不必化妆,就非常上镜:这是一张有雕塑感的脸,轮廓硬朗,显示年龄的那些痕迹,好像停在了一个最得当最骄傲的数字上,然后就迟迟地未再延伸。所以比起实际年龄,他显得年轻很多。

靓丽的女主持人,话题直入SARS。

那已是远去的沉雷,又从记忆的天边,隐隐滚动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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