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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合东说他昏迷被抢救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能给家属看的。到了第五天,他能醒过来,全靠夫人的一声声叫唤,所以他非常相信人间有这样的事情,即亲情可以把昏死过去的人叫醒过来。

“不是有一部电视剧叫做《烈火燃烧的年代》吗?里面那个男主角在朝鲜战场受了重伤,结果人家以为他死了,还告诉他家里人。但他夫人坚决不相信,后来终于在医院把他唤醒过来。这样的事是真的。第五天我夫人把我叫醒,我就有了意识。”

他兴奋地回忆着:“当时醒来一看,不得了,全身都是管子,右臂插的是通氧气的管子,这是钟院士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治疗方法,用纯度比较高的氧气直接通到病人的肺里面去。当时有这些方法,再加上辅助治疗的一整套措施,以及辅助治疗的药,打进大量的激素,先把生命给拯救过来,稳定生命。”

梁合东说:“钟南山他们可真会治疗,当人昏迷了,吃也不能吃,可以通过左臂一条管子‘进食’。当时我两个手臂全部插满了具有各种功能的管子,身体左边一些,右边一些,上边一些,下边一些。我的病床周围还有很多仪表,并有虚拟的脉搏等等。”

在昏迷之际,梁合东好像觉得听见很远很远的地方,在说他已经不行了,忽然没有血压了,他听到整个房间的医生都在跑,急切地说着:“赶快救!”当梁合东醒来之后,ICU病房的医生都松了一口气,总护士长潘瑶亲切地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转了好几圈,过了好几关才闯过来的!”

他知道自己有三次差点性命不保,“真高兴我今天还活着。真的很感谢很多很多人!”他的表情可以用两个字注解:幸福。

“说来非常巧合,钟南山院士曾经是我的学长、校友。我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有名的人,只是当时不知道他在呼研所里面,也不知道他研究得这么深。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得病住院,我还不知道他为抢救SARS病人作出这么大的贡献。”

梁合东说他当时知道钟南山是一位名人,SARS之前就经常看到媒体对他的宣传,知道他是一位院士。他苏醒过来以后,一睁开眼睛,好像就见到了钟南山:“所以当时钟院士真的是成了我活下去的主心骨。”梁合东在ICU病房一共住了20天,白天晚上睡醒来后,他都好像看见他敬重的钟院士就在眼前,“钟院士一定有办法救我的!”这是他生存的信念!

“他们都戴着很大的口罩,后来听说口罩是三层的。一层不行,要三层,再后来,有了防护镜,还戴了帽子。”

他说:“尽管他们被捂得这么严,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认得出钟教授,这个应该就叫做心灵感应吧。”他的语调、神态无不带着虔敬之意。

话到此处,梁合东用一只宽厚的大手轻抚一下自己的胸膛:“他一走过来,我就认得出来。其中有一次,因为病情的折磨,我很狂躁,现在我自己都还想得起来。我狂躁,就是出现了幻觉,暴躁不已,感觉有人在害我。所以我把身上的针全部拔掉了,当时浑身都是管子,包括输血、测血压等管子,然后就大叫。我后来听医生说,我的身体异常虚弱,激素多了以后,就出现了狂躁。我夫人告诉我,当时我因为很狂躁,整个ICU病房的医生护士都动起来了。”

他说:“谁都压不住我,因为我要甩开他们,邪劲特别大,五六个人都不行。”

“后来他来了,我的意识并没有完全丧失,我认准不会错的,这个人就是钟院士!他又在我身边出现了,把我压住了,他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我一下子就安静了。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知道,你是钟教授。”

“他按住我的身体说:那好,你知道我是谁,那你就要躺下来。”

然后他竟然平静了,开始接受打针了。

“后来我逐渐地清醒,逐渐地好点了,但是身体非常虚弱。我的意识是清醒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双眼里有发亮的光彩,“好像一睁开眼睛,看见的就是他——钟院士。还有肖正伦副所长,他的身影我也很熟悉。我能分辨出这两个人,虽然他们都穿着白大褂,都捂得非常严实,但是我能认出来。”他反复这样说,在证实自己说的一定是对的。

2008年《南方都市报》为“改革开放30年新闻人物”颁奖,报社请梁合东作为嘉宾去为获奖的钟南山颁奖。大病痊愈六年之后的梁合东,见到他心目中的抗“非典”英雄——钟南山,是多么荣幸。但是,颁奖大会那匆匆一见,有多少话语在心头啊,梁合东没有来得及对钟南山说。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他给钟南山送上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尊拓荒牛的雕塑,他双手捧着,送到钟南山的手上,称赞钟南山“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想再握一握钟院士的手,向他道一声:“辛苦!”说一声:“保重!”

“请转告钟院士,从SARS病房出院后,就一直坚持锻炼,并且进行多项体育运动,特别喜欢爬山。我的体质非常好,不仅没有落下肺部的阴影,更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

梁合东想让钟院士知道,他曾经的病人,如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担当了重任。

她急切地要见到钟南山,了解对SARS的防控措施。

她一方面应对香港民众的批评甚至指责,一方面焦灼于与广东省卫生厅“联系不上”。

谈到对陈冯富珍的印象,钟南山评价说:“她很有工作热情,也很善于协调,只是一开始对SARS也同样预料不足。但她有一条,就是比较尊重事实。”钟南山在SARS期间,一共与陈冯富珍约见过两次。

钟南山第一次见到陈冯富珍,是在2003年3月中下旬。她向钟南山了解广东疫情发生、发展的情况以及广东的对策。

香港是从2003年3月份开始出现SARS的,当时广东抗击SARS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香港对广州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

香港民众对陈冯富珍有责难,批评卫生署延迟对疫情消息的发布。当香港民众听到SARS疫情暴发,就开始打电话咨询如何防治、如何救助。因为当时大家对疫情缺乏足够的认识,所以给予的答复不太令人满意,对疫情的严重程度也没有解释到位。当时香港卫生机构的人并不了解广州的疫情情况。

杨伟强是香港卫生医管处的处长,受到香港民众的批评,说他的工作不得力,通报不及时。

当时,陈冯富珍急切地想见到钟南山,了解对SARS的防控措施。她一方面应对香港民众的批评甚至指责,一方面焦灼于与广东省卫生厅“联系不上”。

陈冯富珍此次终于得到了详尽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包括成熟的治疗经验,她对钟南山心怀感激地说:“你为香港防治SARS做了很多的工作,非常感谢你,我们今后要多加联系。”

在关于香港媒体SARS期间的资料中,有一份2004年1月13日的《明报》,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讲到陈冯富珍激烈表述在2003年SARS期间,香港如何难以在广东得到真实的疫情消息。

报道援引陈冯富珍的表述,说早就对广东不寻常的社区严重肺炎非常忧心,并用尽所有办法收集不同的疫情消息,说她更称自己“做事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对陈冯富珍的态度,钟南山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对疫情的真实情况,当时广东省当事人不知上级的口径,所以仍然处于不敢“乱讲”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陈冯富珍的愤慨实在是不足为奇。

另外,香港的记者来访,到广州了解疫情,当时所有被了解的对象都不太敢讲SARS的情况。

香港从听到SARS疫情,就开始关注经常在媒体上如实介绍疫情的钟南山,并且非常关注他对病原体——冠状病毒的介绍。所以香港的一些媒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写钟南山的情况,尤其是他的言论,都给予长篇的报道,配上大幅的照片。

当时香港记者采访钟南山,喜欢挑一些不同的观点去作报道。钟南山说他通过看一些资料和报道,发现香港大多数记者是尊重事实的,所以他总是非常诚恳地和他们讲述当时SARS的情况以及正在采取的措施。

钟南山说:“多数香港记者对我很好,很相信我,一有什么新的问题来了,都是一窝蜂来找我。那个时候他们觉得我是很诚恳的。而这个时候我发现温家宝总理的态度也是主张跟香港的记者见面谈情况。”

从这个时候开始,钟南山的思想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看到,香港的媒体大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同,但是他们的报道是客观真实的,他越是真实地和他们讲,他们越是如实报道,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正因为建立了一个互信的关系,后来他和记者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很信任他,他也很信任记者,之后几年都是这样。

钟南山认为,相互信任是很重要的,但是首先自己要诚恳。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的年初,在广州有四个人出现了SARS,这是2003年春天之后,出现了第二次SARS疫情。紧接着又出现第五例疑似病人。

在呼研所,当时所有的香港媒体包括电视台的记者都围过去了,但后来医院把他们赶走了,说是钟南山不见他们。

为了这件事,钟南山心情很不好。他想了半天:为什么记者们特别注意这一复发呢?一般来说世界卫生组织认定,只要在一个地方发生五例,就说明疫情复发,那就不得了了。要是2004年初再来一次SARS,那么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包括香港都是太大的压力,所以记者特别关心这第五例到底是不是真的SARS病人。

钟南山仔细给病人诊断了几次,病人是一个高中生,经过仔细的检查,钟南山作出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病人应该不是SARS病人。于是他就主动向医院提出来,说现在我们不跟香港记者讲,他们回去说不定会大做文章,说内地又开始搞隐瞒了。

因为如果出现五例,这样的事实成立,就说明疫情是复发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五个以上就是疫情的标准。

情急之下,钟南山当机立断向相关人员提出建议:“请你们打电话把记者全部叫回来,让我跟记者谈。”

等把香港记者全部请回来,钟南山开始向他们详细说明了其中一例不是SARS病人的事实。他用幻灯片很快说明了这个病人的病理,证明他得的不是SARS。这些记者听完以后就回去了,第二天如实作了报道:在广州发现的第五例可疑病人现在排除了。结果一下子气氛就缓和了。

钟南山满含深情回忆着已经过去了六年的情景。整整六年,窗外还是那风,还是那绿绿的树丛,一切的一切沐浴着晴朗的阳光。

他在香港讲过几次课,第一次是2003年3月份,香港生物协会的两位主席问他“钟教授你能不能到香港给我们讲讲SARS的情况,他欣然允诺。钟南山在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后,直接飞到了香港。”

那天一大早,香港600多名医生挤满了会场。香港的医生都很喜欢听他讲课,一贯如此。钟南山详细地讲解了非典从一开始发现,到暴发,特别是在控制方面的经过。当时是3月初,香港刚刚出现疫情,所以医生们听得非常认真,而且问了很多的问题。

钟南山尤其向香港的医生们讲解了皮质激素的使用:一,用于适当的病人;二,用在适当的时间;三,控制适当的剂量。

做到这三条效果是很好的。医生们一一记下了钟南山的讲解。

后来,在用于非典病人时,香港有一些医院还是把皮质激素的剂量提高了五到十倍,虽然他们基本上都是按钟南山的思路去做的。当时钟南山没有来得及写出这次讲课的内容,只是即席发挥,因为是转道去的香港,没有带更多的资料。然而令他欣慰的是,课后香港中文大学的师生连开几个夜车,结合香港120多例病人的情况,详细写了一篇《SARS病情病例的报告》,并刊登在了“新英格兰”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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