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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想此情此景,已经年过70的钟南山,都对广东省相关领导,在当时能够同意他的此番请求,表示万分感激。这是领导人的重大决策啊!钟南山纵然胆量齐天,如果没有省委领导的批准,也不能如愿以偿,至少会阻力重重。

呼研所的医生和护士抽出人手到各医院去把病人接来。到处缺人,极缺医护人员。

可是他们去那些有病人的医院去接病人的时候,有的医院并不像他们这样亲力亲为,有些医生或者护士是隔着门看病人的。当他们一个主任跟另外一个主治医生去一家医院拉病人时,有个护士就是隔着门去看病人,吴华这样回忆说。

中山二院和中山三院是医务人员被感染的重灾区,当大批医务人员倒下去,幸存者、那些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仍然能够坚持在一线工作,已经是战胜了惊骇,超常发挥了。

女医生如果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抬担架是非常吃力的。男司机往往帮助一起抬,但是在上担架之前,三个人抬仍然很艰难,因为不是只抬病人,还有随着病人移动的救护仪器、针剂。

房间里好像低回着悲怆的重音……

钟南山回忆那一幕一幕——

“那个时候的感觉,看到自己的骨干一个一个地都倒下去了,非常难受,又觉得现在真正的办法也不多,而且还要继续抢救病人。”

钟南山的团队,终于解了危局,终于挺过来了!在严酷的境况之下,整个团队治疗没有出问题,预防没有出问题,谈何容易?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两个来自内蒙古的患病姐妹前来呼研所就医。在平时,这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2003年3月,那是呼研所抗击SARS最艰难的时刻,这两位姐妹千里迢迢慕名而来,深深打动了医务人员的心。对呼研所来说,这件事,成为他们心头永远的最生动的风景。

那么远的普通病人,都投奔他们来了!已经疲惫不堪的医务人员,突然被强烈地激励了一下,干劲又回到了身上。两个远道而来的姐妹深深唤起了他们心中作为医务人员的价值与责任的神圣感,他们是受了如此的褒奖——病人需要他们。

这两位内蒙古来的姐妹发着烧,有肺炎,不知道通过什么办法,骗过了机场的安检,从呼和浩特飞到广州,然后直接到呼研所来。

“当时两姐妹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其中一个马上就插了管子,做人工呼吸。但两个人后来都完全病愈了,她们很开心。”

2003年3月底,就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出现了一个转机,由于医护人员积极的隔离和防护,SARS病例在广东开始下降了,病人真的开始减少了!

呼研所被感染的医生和护士也都一个个逐渐恢复健康,陆续上班了。有一个是其他医院的医生,病情最重,骨头都坏损了,差点没救治过来,恢复了好长时间,幸好没有落下残疾,后来还回单位上了班。

我出现了狂躁,邪劲特别大,比五六个人的力气都大。

他来了,我的意识并没有完全丧失。不会错的,这个人就是钟院士。

他把我压住了。他并没有用太大的力气,我一下子安静了。

“请你告诉钟院士,从SARS病房出院后,我一直坚持锻炼,进行多项体育运动,特别喜欢爬山。我的体质非常好,不仅没有落下肺部的阴影,更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

“我想让钟院士知道,他的劳动成果——他曾经的病人,如今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担当了重任。”他是2003年2月10日被感染的病人,叫梁合东,一位海务工作者,家住广州市越秀区。

之前关于SARS的风声,令他感觉如兵临城下,尽管如此,他想不到,自己转眼之间就被病魔选中了。SARS过去六年之后的今天,他尽管已经60岁出头,却仍然体魄健朗。他身材不算高大,但是却结实得像个运动员。

他这样说:“这场大病让我死里逃生,也让我有幸结识了钟南山院士。”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仅仅是有手机的信息,说可能有一种肺病,是很严重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应该有所防备。”

梁合东沉吟了一下说:“当时关于预防SARS的宣传还没有那么公开,也没有对市民提出什么要求。”

他不能肯定当时是否从电视得到的消息以及预防的知识。

2003年2月10日,梁合东90岁的岳父,在晚上睡觉时不小心从床上落到了地板上,却一直睡着没有醒,因此着了凉。第二天老人家就开始感冒发烧。“到了医院,医生的态度异常严肃,要求老人马上住院。”梁合东一时还有点纳闷,怎么就是个发烧,还要住院?

“我岳父13号开始住院,没到两天,2月15号,医院里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病人。医院马上通知,凡是有发烧的病人,已经住院的,要全部集中起来,统一住到一个病区里去。”

医院通知必须转移病人,然后就把他的岳父转移到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一家传染病医院,也是肝病的专科医院。

当时对于这个病的严重程度,不知为什么,梁合东觉得医生们都不敢多说。

总之梁合东的病是由岳父传染的。岳父转院之后,梁合东和家人到病房探病,这时他才觉得触目惊心:“这个病现在看起来真是很厉害,不得了,我们一进去马上就被感染了。”

“当时我探病的时候没有戴口罩,也没有做任何防护。我女儿首先沾上了,我夫人,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全部被传染了。我女儿比我还早一天被发现,一发现马上在第八人民医院住院了。我过了一两天也开始发烧,发烧以后就觉得来势很猛,一下子就烧到39度。然后去检查就说是这个病。”

到18、19日,梁合东的妻子和女儿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传染症状,这时,他们就发现所在的广州第八人民医院的病人都满了。广州市原来收住SARS病人的三个医院,根本住不下了,后来只好向别的医院去扩展。

“最初医院说医疗界对这个病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怎么治疗。开始住进第八人民医院的时候,刚刚开始被传染,我的肺就有点发白了,后来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他的夫人担心,医生不会说出梁合东病情的严重程度,梁合东因为不清楚病情,所以还担心不会把他和妻子安排在一个病房。

果然梁合东住在一个单独的房间。X光照出的肺是纯白的:严重感染。这是第五天。

在前一天梁合东已经感觉到呼吸非常困难,第五天更是觉得有气进没气出,他感觉自己的病情非常严重。

梁合东说:“医院一楼住进了病人,为了严防传染,整个大楼处于封闭状态。”

躺倒的梁合东自感痛苦不堪。后来他被转到广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迷糊之间,他听明白了医生的话:他的肺已经是硬的了。食水不能进,也不能入睡。比他症状轻的妻子,被特许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房。

“九院意识到我的情况已经严重了,就把危险跟我的妻子说了。他们治不了了,我的呼吸系统不行了。卫生处也说,这个医院救不了我,他们知道到钟南山那边会有救的,我夫人于是要求一定要赶快转院。”

这时梁合东单位的领导也再三向医院请求,要求把他转到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去,找最好的专家。

“我是幸运的,幸运在哪里呢?说得不好听一点,如果再在九院住下去,如果再过一个晚上,我已经是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他说:“因为钟南山院士一直在搞科研,搞人的呼吸衰竭的研究。一般的医生对最后衰竭的人,就没有任何办法了,但是他会有办法的。

“我想尽管这个SARS来了,也没有特效药,但是我知道钟院士可以给呼吸衰竭的病人治疗,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梁合东的单位通过熟人联系到钟南山的妹妹,“通过他妹妹找到他,所以我命大。我是幸运的,就在于这一个关节点。”他的脸上,是一片中年人的午后阳光,喜气洋洋。

当时呼研所一位年轻的副所长陈荣昌接到电话,就亲自到九院接走梁合东。“当时他们打电话给陈荣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可以想象,他当时已经非常累了,一直在抢救病人,很累,回到家里刚刚洗完澡。”梁合东此时发出由衷的赞许,“钟南山培养出来的人,就是这个样子!”

“钟院士的几个副所长,在广州个个都是大名鼎鼎。我夫人后来告诉我,九院的护士当时都在说我,这个病人怎么这么厉害,连昌哥都给请来了。可见行业人都比较尊敬他,我想就是钟院士派他过来的。”

梁合东不无感恩地说:“如果不是他亲自过来的话,我可能也转不过去了,或者可能在路上就不行了。像那个氧气铁罐,如果不是陈荣昌一直拿着那个手动呼吸器,我恐怕早就没命了。陈荣昌保佑着我,在车上一路为我做人工呼吸。非常危险,后来我们想起来都非常后怕。”

话到此时,梁合东对当时为他转院的陈荣昌和医务人员,流露出深深的感激之情。

到了呼研所之后的梁合东,昏迷了五天。清醒以后,被转到普通病房。“钟南山跟我说过,我是他所有非典病人中第二重的,我真是很荣幸听到他这样说,也实在是非常幸运。”

梁合东的妻子后来告诉他,首先来查房的,是另一位副所长,很有名的专家肖正伦:“当时我夫人见到大专家,就求他救我。肖教授人很好,他说请我夫人放心。”

梁合东非常感激他的妻子:“她陪着我,自己也被感染。她也住在医院里。每天都来看我,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她,我可能挺不过来,可能连命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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